新冠疫情以二战以来未曾见过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复苏要优先考虑更新、更环保的经营方式。
“大重置”提供了一个契机，既可以重新审视疫情前体系中的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也可以捍卫长期确立的价值观。
自二战结束以来，没有任何事件像新冠疫情那样对全球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场疫情引发了一场规模之大为几代人所未见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并加剧了不平等和大国博弈等系统性问题。
面对这样的危机，唯一可接受的应对之道是推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实现“大重置”。事实上，此刻正是重新审视疫情前体系中神圣不可侵犯之物的时机，同时也要捍卫某些长期确立的价值观。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以更可持续的形式，保留过去75年取得的成就。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在消除贫困、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预期寿命和扩大识字率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如今，推动战后这些以及众多其他人类进步指标改善的国际合作与贸易，必须得到维护，并抵御对其价值日益增长的质疑。
与此同时，世界还必须聚焦于疫情前时代的决定性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无数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近期的技术进步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当前危机所需的工具，包括通过疫苗、新疗法和个人防护装备的快速研发。我们需要继续投资于研发、教育和创新，同时建立防护机制，防范那些可能滥用技术的人。
但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其他一些金科玉律也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加以重新审视。其中最主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侵蚀了工人权利和经济保障，引发了放松监管的恶性竞争和破坏性的税收竞争，并催生了大量新的全球性垄断企业。
反映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贸易、税收和竞争规则，现在必须加以修订。否则，本已在运行的意识形态钟摆可能会摆回全面保护主义以及其他两败俱伤的经济策略。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集体对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的承诺。显然，我们不应摒弃增长的基本动力。过去的大部分社会进步，都归功于企业家精神，以及通过承担风险和探索创新商业模式来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需要市场来高效配置资源以及生产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时。
但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资本”在其多种形式中的含义，无论是金融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如今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希望以合理价格获得更多、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相反，他们越来越期望企业为社会福祉和公共利益作出贡献。对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的需求，既是根本性的，也正日益普遍。
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企业的角色。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位早期倡导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相信（引用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话）“企业的事就是生意”。但当弗里德曼开创股东至上理论时，他并未考虑到，上市公司可能不仅是一个商业实体，也是一个社会有机体。
此外，新冠危机表明，那些投资于增强长期活力的公司，更有能力经受住风暴的考验。事实上，疫情加速了向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变，紧随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去年对该概念的接纳。
但是，要让更具社会和环境意识的商业实践站稳脚跟，企业需要更清晰的指导原则。为满足这一需求，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商业理事会制定了一套“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以便企业在评估价值和风险时达成共识。
如果说新冠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那就是政府、企业或民间社会团体若单独行动，便无法应对系统性的全球性挑战。我们需要打破使这些领域彼此隔绝的壁垒，开始建立公私合作的制度性平台。同样重要的是，年轻一代必须参与这一进程，因为它从本质上关乎长远未来。
最后，我们必须加大努力，承认各级公民在背景、观点和价值观上的多样性。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身份认同，但我们都属于拥有共同利益、命运相连的地方、职业、国家乃至全球社群。
“大重置”应致力于为那些被抛在身后的人发声，使每一位愿意“共同塑造”未来的人都能参与其中。我们所需要的重置，不是一场革命，也不是转向某种新意识形态。相反，它应被视为迈向更具韧性、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的世界的务实一步。全球体系的部分支柱需要被替换，其他部分则需修复或加强。要实现共同的进步、繁荣与健康，所需的恰恰既不多，也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