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中许多人想必已读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严峻警告（IPCC）。该委员会指出，全球气温仅上升1.5˚C所造成的影响，将比此前人们的预估更为严重，并得出结论：世界必须在2030年前——也就是十余年之内——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对任何国家而言，实现彻底脱碳都是一项艰巨任务，因此对许多国家来说，这更多只是一句有用的口号。但若观察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目前哪一方更有可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北京似乎已认识到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并已开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相比之下，华盛顿已退出唯一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而美国的环保人士则必须全力以赴，阻止国家环境保护措施被进一步削弱。
为何西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裹足不前？
首先，西方民众习惯于依靠过度消费所带来的高生活水平。要求个人和企业承担其外部成本并不受欢迎，也会遭到强烈抵制。近几周几个月来，法国因燃油税上调引发大规模抗议而陷入动荡。尽管马克龙总统努力在气候问题上展现全球领导力，但这些抗议表明，实现必要的改变将何等艰难。燃油税的上调此后已被推迟。
但即便人们理解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的重要性，西方国家仍然“软弱无力”：它们缺乏能够让其持续、坚定地干预经济、对抗既得利益的治理结构，更遑论改变公众态度。
即便西方国家显然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它们往往仍缺乏适当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意愿。例如，美国政府近期发布了其《国家气候评估》：这是一份由13个不同机构共同完成的详实报告，预测气候变化将对美国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负责这些机构的政治任命官员却选择在感恩节次日发布该报告，这实际上几乎保证了它不会获得主流媒体的关注。即便该报告确实获得了一些关注，由于党派政治的恶性对立，以及两大阵营政客出于自利的短期政治考量，各方仍无法采取行动。
如果西方无法（或不愿）就气候变化，或更广泛而言的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发展中世界便需要转而担当领导者。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并且（中国除外）仍在持续增长。因此，发展中世界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否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正确抉择，远比欧洲那些规模小得多的经济体更为重要。对它们而言，越来越清楚的是，其生存本身就取决于能否采取大规模行动。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对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依赖较少。发展中世界面临一个独特的两难：它们既需要提高生活水平，并为其庞大的贫困多数人口普及基本生存权利，同时又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消耗资源。西方自由市场模式通过定价过低来释放资源消耗。虽然这一模式在短期内推动了增长，但若大规模采纳，将会同时葬送发展中国家和整个地球。
要使大型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切实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危机归根结底源于对经济和资源开发缺乏治理。因此，对发展中世界而言，答案只能来自更强有力、更完善的治理。而这反过来又只能依靠国家，因为国家仍是唯一拥有权力和权威采取有力行动的主体。如果各国政府不愿或无力行动，全球和地方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努力都将毫无成效。而对地方政府而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也可能符合其自身利益，因为这有助于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
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存在诸多环境问题，但它在应对可持续发展危机和气候行动方面，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其更强有力的国家能够干预经济，以促进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并将外部成本降至最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仅有的三个（另外两个是日本，以及目前的巴西）被联合国认定为正按计划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承诺的国家之一。
我们已看到一些迹象，表明大型发展中国家正开始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中国于今年早些时候实施了塑料废物进口禁令。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各国政府也已着手禁止使用塑料袋。但这些举措目前仍规模过小，政府还需采取更为直接的行动。
这些举措一旦真正实施，理应获得外部观察者的赞赏，而非批评。可持续发展危机的规模决定了，只有强有力的直接行动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所有预期，或许还需调整许多固有信念。这一生存威胁本身，要求我们进行如此坦诚的正视。
如果西方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需要由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更强有力的国家来接过重任。
